打工诗人之死
2016-12-29 16:47: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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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曾于里

2014年9月30日,年仅24岁的诗人许立志从富士康坠落自杀,引来一片喟叹唏嘘。在一批诗友的努力下,通过众筹的方式,历经数月,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诗集终于于日前出版,名为《新的一天》。

新的一天:流水线上的雕塑

“新的一天”,一个饱含希望与憧憬的词汇。

然而,在许立志的诗里,新的一天却是重复单调、令人疲乏的一天,是日复一日的厌倦。2011年,许立志来到深圳,成为富士康公司的一名流水线工人,这个时候开始他大量写诗。他在富士康写的第一首诗,就叫《流水线上的雕塑》:“双手如同机器/不知疲倦地,抢,抢,抢/直到手上盛开着繁华的/茧,渗血的伤/我都不曾发现/自己早站成了/一座古老的雕塑”。

两年半后,依旧在流水线上的许立志又写下了《流水线上的兵马俑》:“沿线站着/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/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/穿戴好/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/整装待发/静候军令/只一响铃功夫/悉数回到秦朝”。

从“雕塑”到“兵马俑”,意象的转变、情绪的克制,凸显机械劳作中人的异化,以及新的一天“意义”的丧失。

许立志的诗,很大部分都是如此,以真挚质朴的语言、形象贴切的意象、经验主义和场景化的书写方式,直抒胸臆他所置身的打工世界。

这里有疲惫与劳累:“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,双手如飞/多少白天,多少黑夜/我就那样,站着入睡”;这里需要忍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穷:“我在担忧什么,一张暂住证还是一个/明天早晨的馒头/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/我被昏暗的灯光呛到咳嗽不止”,“物质要省下来,金钱要省下/绝望要省下来,悲伤要省下来/孤独要省下来,寂寞要省下来……”

“青春”是许立志诗中的高频词汇。青春,本该“意气风发,信心十足”,但许立志的诗里我们读不到青春的朝气、热情和蓬勃,他一遍一遍书写的是青春的耗竭与衰老:“将自己最好的青春/在流水线上/亲手埋葬”,“上下如走钢丝,左右如履薄冰/轰鸣声萦绕在车间的上空/偶尔抬头,可以看到青春飞过”,“出卖青春,出卖劳动力/卖来卖去,最后发现身上仅剩的一声咳嗽/一根没人要的骨头”。

眼睁睁看着美好的东西被毁灭与埋葬,劳而无获、一无所有,却无能为力。如果说打工生活的艰辛更多是身体上的负累,那么青春逝去却无处寻觅未来,则是许立志内心煎熬的根源:“我还不到三十岁/还没交过女朋友/还没成家立业/这辈子,就算完了。”

两种冲突形象的农民工

不少读者对于许立志诗中的打工者形象并不陌生,新世纪以来,中国当代文坛的“底层文学”叙事潮流方兴未艾,农民工一度成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之一。苦难叙事是“底层文学”普遍采取的叙事策略:集中描写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过程中身心所遭受的苦难,农民工边缘生存的艰辛与无奈、摆脱的努力和失败。用陈应松小说《太平狗》中的一句话形容就是:“不读书就像你们一样,男的出来当苦力,女的当鸡,不是死在城里就是伤残在城里。”

显然,小说家和诗人笔下的农民工,与主流话语中的农民工形象截然不同。主流话语中农民工是这样一群人: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双手,擦亮“中国制造”的品牌,在全球金融危机中,“这数以亿计的个体的自救,完成了对这个危难时刻的力挽狂澜”,为中国迈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他们创造着中国的光荣和梦想。

主流话语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出发,凸显农民工这一群体的使命和意义,强调他们的“政治正确”和“道德正确”;对于他们遭遇的种种不平与不公,并不过多说明。换言之,主流话语中,只见农民工这一群体,不见某一个具体的农民工。

不难发现,关于农民工的两种形象塑造是冲突的,可悖论的是,在中国的语境里,他们却代表着同一群人。这意味着,作家必须在主流话语的框架下写作,主流话语决定了“底层文学”的尺度和所能达到的边界。在主流话语里,“阶级”已被“阶层”取代,也不存在剥削一说;农民工的不幸,只能归因于某些无良的企业和老板,归因于偶然的天灾人祸,与整体的制度性不正义和发展模式无关。

“底层文学”的意识形态被抽离,只能在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书写苦难、同情苦难,背后没有一套批判现实的价值系统,无法论证其抗争的合法性。这个致命的缺陷,导致“底层文学”蜕变为苦难与不公的平面展览、愤怒与凄苦的廉价呼号,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足屡遭诟病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许立志的写作值得重视。不同于一般的“底层文学”由作家代言,许立志经验主义、场景化的写作更真切地反映了个体的生存状态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在个别诗作中,许立志的写作跳脱出主流话语的框架,体现了洞悉现实的敏锐观察力和强劲的批判性。

比如,《发展与死亡》:“工业区呼吸粗粝疆域扩张,无视工人集体爆发/集体失眠集体死亡一样活着/保质期内的棺材,在GDP怀里腐烂/像二奶在官员床上侧躺/他们寻找退役的蛆虫,发展的轨迹用血书写/爱的墓碑刻满儿孙的诅咒,妈妈末日的叫喊”;《寻觅》:“当廉价劳动力还在像瘟疫一样繁衍/我必将那未知的未来/苦苦寻觅”……

这时的许立志让人想起了本雅明笔下的诗意的主体:“每个属于浪荡游民的人,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,都可以在拾垃圾者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:他们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躁动中,并或多或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”那么,他的写作是否能够唤起他的工友们?

事实是,“在拾垃圾者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”,并在“反抗社会的躁动中”集结起来的,只有许立志自己。

许立志少有知音。根本在于,无论是主流话语还是“底层文学”中的农民工形象,与现实中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“脱节”的:绝大多数在富士康流水线的打工者,不会想到自己“在创造中国的光荣和梦想”;他们也压根不看那些发表在传统文学期刊上的“底层文学”,不读许立志的诗。这并不是说,两种形象的农民工是虚构的,只是他们更像是站在不同立场的人的话语建构,不接地气,很难被农民工理解和接受,也不太可能转化为某种具体的实践行为。

何况,现实中的农民工,身上烙印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人/农民的“务实”品质:老实本分、畏权畏势,并具有强大的忍耐力。他们确实不满于现状,不满于城乡二元对立,不满于不公平的用工制度,但只要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还在,只要有过得去的薪水保证安安稳稳的生活,他们仍旧会忍气吞声、规规矩矩。

打工诗人之死

因此,仅仅因为许立志是富士康的员工,就认为他的写作代表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,只能是诗评家的一厢情愿。许立志的孤独与痛苦,只属于他的,只属于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。

或许是他已强烈感受到这种无力感,2012年,许立志的诗歌写作一下子停滞了,只有寥寥几首。2013年再次提笔时,许立志的诗歌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,有不少带有调侃和自嘲的短诗,难得一见的轻松和趣味。然而,这并不是许立志看开或豁达了,倒更像是放弃反抗、放弃一切之后的空虚和无所谓。也是在这个时候,许立志的诗中频繁且大量出现各种有关死亡的意象,送葬、坟墓、墓碑、棺材,以及关于自己死后的各种想象。这样的写作一直延续到2014年,尤其是他停笔前的最后几首诗,弃世的倾向更为明显,《我弥留之际》《我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》《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》《故事三则》近乎遗言……

于是,在2014年9月30日这天:“一颗螺丝掉在地上/在这个加班的夜晚/垂直降落,轻轻一响/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/就像在此之前/某个相同的夜晚/有个人掉在地上。”(《一颗螺丝掉在地上》)

人们常赋予诗人之死不一样的时代意义,诗人敏锐单纯,曾被人们视为某种近乎真善美的象征,他们的陨落和破碎,也被看做这个时代的某一部分的死亡,如同海子之死被人们看做一个时代的终结。面对许立志的离去,诗评家认为他个体精神世界的冲突和危机,“体现了社会世界的深层矛盾,本质上是一种‘社会疾苦’”。我没有信心做如此解读,时代早已变了,许立志的死亡,仅仅只是一个人死去了。如果说1990年代,人们还在纠结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,那么时至今日,旧有的对立面已是庞然大物,人们早就丧失了反抗的意图和本能,他们或熟视无睹,或心不在焉,或因无能为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,或压根就意识不到有对立面这东西。“社会疾苦”依旧存在,可一旦人们已经习惯,它就成了生活理所当然的一部分。

许立志离世前定时发送的最后一条微博“新的一天”,准时发布于他已辞别的这个世界的新的一天。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绝妙反讽。新的一天,富士康机器轰鸣,流水线上工人依旧忙碌,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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